历史学家吕一民谈法国大革命与知识分子史, [复制链接]

年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周年。尽管这场革命已过去多年，但不少学者和公众仍对它兴趣浓厚，追问年的美好期望如何演变成年的内战和恐怖？为什么建立一个民选宪**府的努力会被强人统治取代？等问题。

法国大革命留下的遗产在影响深远的同时也充满争议。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oisFuret）曾在年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中宣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应当给法国大革命打上日期并收进档案。

相比傅勒，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彼得·麦克菲（PeterMcPhee）在年出版的《自由与毁灭：法国大革命，—》中认为：“超过年之后，法国大革命提出并探索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各地民主*治生活的核心问题。追求平等会不会损害自由，或者说社会平等是不是真正自由的前提条件？一个健康的社会是通过*府按照自己理解的公共利益建立的，还是通过解放人民主动进取的精神建立的？法国大革命从来没有‘结束’。它取得的成就与胜利和它的欺骗与暴行一样造就了它独特性。全世界在年后都能感受到大革命的回响——革命仍然与我们同在。”

“‘恐怖’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当中的核心问题。夸张一点地说，如果不同史学流派对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实际上最后均可归结为该如何来看待它？也就是对‘恐怖统治’的合理性、必要性该如何阐释？”中国历史学家吕一民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因此，吕一民觉得以前中国把法国大革命捧得偏高了一点，过多地说好的一面。“现在，特别是傅勒这些人的书出来之后，好像又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把法国大革命一些不太好的地方似乎有点过于放大”。

吕一民是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年8月生于浙江金华，恢复高考后，于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他考上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随法国史专家沈炼之教授攻读硕士，后留校任教至今。他主要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和*治思想史等，著有《法国通史》《法兰西的兴衰》《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等，译有《知识分子的鸦片》《成为公民：法国普选史》《罗伯斯庇尔传》等。

年5月，由他主要翻译的《自由的声音：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LesVoixdelaLibertéescrivainsEngagésauXIXeSiècle）出了中文版。这本近页的书描绘了19世纪那些具有社会关怀的法国文人“介入”当时现实的历史，他们为捍卫或反对自由、君主制、共和制、社会主义等而“介入”。

作者米歇尔·维诺克（MichelWinock）觉得，大革命使自由“居于人权之首”（饶勒斯语），然而却未能赋予自由一种制度性的基础，未能使自由扎根于习俗之中，最终只能在波拿巴的刀剑那里觅得出路。但是，19世纪的法国仍然存有一种希望，因为自由派在法国仍然幸存。这些人是作家、*论家和记者。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骚客均在此相会：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序。他们之间有时不无喧闹的混战，也构成了《自由的声音》的内容。

具体来说，“从夏多布里昂到雨果，他们中最出名的人成了自由的捍卫者。而另一些人，即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到儒勒·巴尔贝·道尔维利之流，则表达了对旧社会，甚至是旧制度的怀念：反革命从不缺少灵感。此外，正是这些积极参加*治斗争的人，为这个世纪的文学提供了它的伟大之处：自由的倡导者必须同想回到过去的诗人和哲学家做斗争，还有另外一些人，即从福楼拜到于斯曼之类的人物，则蔑视他们所处的世纪，觉得这个世纪过去屈从于商业、工业、平庸、民主制和实利主义的摆布：他们诋毁自己的同代人，倾注衰颓的气息。但是，他们有时也会从令人蔑视的保守中走出来，年、年5月16日时的福楼拜就是如此。”维诺克写道。

《自由的声音》的最后一章是雨果年的逝世和国葬。这位83岁、声名显赫的作家当时被看作是共和主义良知的代言人、自由的先驱、人性的先知、被压迫者的辩护者和欧洲合众国的倡导者，一生为自己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不断斗争。为此，他曾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在维诺克看来，雨果“最好地说明了对进步的信仰”。

但是，相比过去，维诺克认为，“我们如今更喜欢嘲笑崇高，将自由视为理所当然，有时甚至喜欢挖苦19世纪的文学和*治，认为那些浮夸的言辞同当今的审美观和相对主义格格不入。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和进步主义之类的词汇，只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天真，有时是为了嘲笑它们的宗教感情而被汇集在一起。然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继承者尤其要感激它们留下的遗产——我们还需要自由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我们。”

为更好理解法国大革命和知识分子史，年6月底，我们从《自由的声音》出发，和吕一民教授做了一次电话访谈。从法国到中国，从19世纪到当下，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者自身，吕一民和我们聊了很多。相比自己的父辈和现在的年轻人，他觉得自己这一代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总体上算比较幸运。

“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年代末、年代初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总觉得好像有不少东西挺振奋人心。……现在，从物质条件上来说，我们的境况显然已大大改善，然而，毋庸讳言，我在跟一些年轻人的接触当中却依稀感觉到，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包括眼界更为开阔，参照的标准更高，等等，不少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乐观程度似乎不见得比年轻时的我们更强烈。”62岁的吕一民感慨道。

吕一民

Q=Qdaily

吕=吕一民

19世纪法国作家的最大特点是，既然要思考*治，那就得“干”*治

Q：我们从你新出版的译作《自由的声音》聊起。你提到米歇尔·维诺克在书中指出，若从*治观点视之，19世纪的法国作家显示出一种有别于18世纪哲人与20世纪分子的特点。虽然都是“介入”，但他们是为了捍卫或反对自由、捍卫或反对君主制或共和制、捍卫或反对社会主义而“介入”。我觉得这个区别很重要。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讲讲19世纪法国作家和18世纪哲人、20世纪知识分子的区别？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特点？

吕：18世纪的那些人，现在人们比较多地把他们称之为“哲人”。那么，18世纪哲人的主要特点，实际上我的译者序当中引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某一著名段落：“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界仿佛始终被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府均应以此为基础。”托克维尔讲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有一定道理，我想不妨把它作为18世纪法国哲人的一个特点。

19世纪的那些人，最大的特点是，既然要思考*治，那就得要“干”*治，从事*治活动。这里的“干”在法语里所用的动词是“faire”。

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说起来就比较复杂。说实话，很难笼统地给他们一个突出特点，因为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二战前跟二战以后，差别实际上还是比较大的。即便在二战以后，头三十年，也就是“辉煌的三十年“和之后的时期，也存在明显差别。不过，二战以后，最引人瞩目、最出风头的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右翼知识分子的风头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被左翼给被盖掉。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我想他们的批判性更强，而且往往选择站在当局的对立面。这可能作为20世纪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

为什么会如此？

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18世纪的法国哲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别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在旧制度的末期，等级观念很森严，所以一般的文人想要从*，机会也不是太多，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思维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