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偏方能治白癜风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20/5945948.html■本报首席记者顾学文年岁月如歌，风雷激荡；年征帆高悬，乘风破浪；年里，中国共产*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奏响了一曲气势磅礴的时代之歌，书写了砥砺奋进的壮丽篇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建*百年，我们特设“庆祝中国共产*成立周年优秀图书”栏目，与大家一起，在文字中重温历史，在阅读中感受时代。开栏第一本书——《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下简称《火种》），是著名*史、*史专家刘统的新著。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恢宏力作，回溯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寻路历史，展现了一幅星火燎原的革命画卷。刘统曾先后师从史学大家王仲荦、谭其骧，他以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史，在档案资料里洞察历史的细节，回到现场去感受历史的余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我力求无一字无出处，真实反映历史，绝不拔高，让读者自己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从那些有血有肉的先驱身上，感悟到*的伟大。”微弱的火种是如何成功燎原的？刘统用一则则故事、一个个细节，一点点解开这道历史谜题。溯源写清楚寻路的过程读书周刊：今年是中国共产*百年华诞，但《火种》上迄20世纪初，下及年古田会议，并没有覆盖完整的年。为什么？刘统：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是应该覆盖年的，但《火种》不是传统的通史写作，也不仅仅聚焦于中共创建史，而是在大历史中为*史“溯源”。中国共产*创建的历史已经人所共知，关于共产*早期组织和中共一大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还能写出什么新意？这是我动笔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在构思选题大纲时，我认识到：中国共产*的产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要想写清楚它的诞生，必须将其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去研究和探讨。年前，“中国该向何处去”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爱国人士心头，《火种》就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线索，写清楚这个“寻路”的过程，写清楚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历史。读书周刊：这是一段怎样曲折艰难的历程？刘统：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想要推翻旧的王朝。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就有了革命*一次次的起义。今天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队的*权？但这些革命者一腔热血，明知会牺牲，依然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了更多人的响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民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软弱、内耗、涣散和其他种种，使他们无法组建一个坚强的**，无力撑起一个共和国，*权又落到*阀手里。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寻找新思想、新主义，于是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联系群众，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读书周刊：中国共产*的成长，同样经历了幼年、青年和壮年，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刘统：是的。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以20世纪前30年历史作为深挖的背景，拉长时代视野，拓宽地域思维，在历史的纷繁复杂中，抽丝剥茧地反映共产*人如何应对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矛盾，如何在众多寻找中国复兴之路的*派中脱颖而出，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找到中国复兴的道路。读书周刊：这样写历史，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刘统：因为这样能让读者看到历史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共产*的成功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国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这些综合起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启示教训反衬正确道路得之不易读书周刊：回溯这段寻路的历史，带给今天的我们怎样的启示？刘统：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方向和路线决定一切。大量的教训，反衬出正确道路得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举个例子。要革命，首先要生存。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还革什么命？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是一开始就能让全*接受的。瞿秋白的临时中央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从年到年，让各地共产*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数百次武装暴动。结果呢？几乎全部失败了。暴动的条件具备不具备，有没有群众支持，暴动后到哪里去，国民**队来了怎么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共产国际都没指示，临时中央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在上海的洋房里下命令。结果造成成千上万的共产*员白白牺牲，各地*组织相继受挫。在此过程中，唯独毛泽东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保全了朱毛红*。毛泽东当时走的路，看起来很不正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毛泽东一直痛恨洋教条，注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从亲身经历得出的经验。读书周刊：时代就像一列火车，不断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为什么最后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获得了成功？刘统：革命者和革命家是不一样的。革命家必须具备5个特征：是一个理论家，能创造正确的理论，指引方向；是一个组织家，能团结大多数，建立*组织；是一个实践家，能理论联系实践，制定灵活有效的*策；是一个*事家，会指挥打仗；最后一点，必须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哪怕在*内外受到严重打击，也不消沉、不逃跑、不叛变，而是坚持到底。对照这5点，陈独秀就存在一些毛病，比如使性子，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这样是走不到成功那一天的。还有陈公博，一有风吹草动就吓得逃跑了，那也走不到底。但是，我在书中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而是都给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最先把马列主义引入中国、提供《共产*宣言》原版的是戴季陶，尽管他后来成为国民*右派。而蔡元培，尽管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教育家，但在年4月，他也向蒋介石提出了“清*”的建议。此外，他去法国批评勤工俭学的学生，也让蔡和森等热血青年大受打击。我不会只看一个人的史料，还会看其他人的来相互印证。《火种》是我的个人著作，我想凭一个史学家的良心，记录这段历史，不刻意拔高谁，也不刻意贬低谁。这本书赶上了好时代，很多档案都解密了，很多问题都放开讨论了，这让我有了用武之地。中国共产*走过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它的成功一定是有原因的。至于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没有给你列出，而是努力讲好故事。读书周刊：您如何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刘统：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促成的。中国共产*建立了，但是要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事情。共产国际需要中国革命运动尽快扩大发展，于是主动谋划共产*与国民*的合作。年6月15日，陈炯明率部叛乱，让孙中山元气大伤。他总结失败的教训：依靠*阀干革命，终归是没有出路的。而陈独秀写文章、编杂志是好手，对于领导一个*却不在行。仅仅半年，建*的两位骨干李达和李汉俊就和他闹翻，相继离去。这样，国共合作的契机出现了。这不是单方的一厢情愿，而是双方的共同愿望。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宣布中共*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的决定。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中共表示要与他合作，所以孙中山立即表态赞成中共*员加入国民*。年1月26日，苏俄使者越飞用英文在上海《大陆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的国民*结成联盟，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没有这个宣言，就没有后来的联俄联共，就没有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局面。年1月20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一大的*治方针是联俄联共。但国民*内的右派联名上书孙中山，极力反对。在28日的全体大会上，李大钊登台，代表共产*发表了《意见书》。这个意见书非常真诚和恳切，感动了在场的大多数代表，让“会场情势几乎顿时逆转”。国民*一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5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当时中共*员不满千人，在代表中仅占13%，但是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有10人，占到了24%。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共骨干力量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使中国共产*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一次国共合作，让中国共产*获得了合法的平台，有了公开合法的身份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共迅速发展壮大，开始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埔*校，为*培养了第一批*事人才。但是，共产*的壮大很快引起了国民*的不满，白色恐怖时代随即而来。国共矛盾是必然的。因为国民*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权。这种革命性质和大方向的根本对立，预示着国共早晚要分家，而农民和工人运动成了国共分裂和*治斗争的导火索。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的初心没有变过。创作用通俗的语言，而非网络语言读书周刊：您花了多长时间写作这本书？刘统：说一年两年，可以；说十年八年，也可以。如果没有早年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跟着王仲荦、谭其骧两位老先生埋头做学问，没有在解放**事科学院坐冷板凳读史料，我大概也写不出这么一本书。就像我之前写《战上海》，很多人问我，你不是上海人，你怎么对上海这段历史这么熟悉？其实我退休之后在上海待的十五六年里都没闲着。读书周刊：《火种》中有没有用到一些新史料？刘统：不仅使用了新史料，而且是大量使用了新史料。比如年才公开的很多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史料，还有北京市档案馆新公开的一批史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组织翻译了一批来自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我也用进去了。为什么一大才开，特务就来？看了日本情报机构的资料就明白了，马林受到了国际刑警的监视，他来到上海后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解放**事科学院保存了很多独门的史料，比如关于井冈山的，还有红四*从七大到九大的记录。还有一些史料，你得对比着看。陈毅年生病时，*事科学院就派了两个人去做他的口述实录。实录稿主要讲了井冈山这一段，还有与红四*七大相关的。对比早年留下来的关于朱毛红*的记录，你就会有很多新发现。我是学古代史出身的，用研究古代史的方法去研究现代史，感觉到处都是史料。但是，这么多的史料，你得会鉴别，会“做菜”。这考验你的研究能力、考证能力，最后还有整合能力。我把史料融在建*的过程中，放在好看的故事里，而略去了复杂烦琐的考证过程。别看这本书这么厚，有40多万字，其实文字已经做到了非常精炼，写的时候，真的是字斟句酌的。读书周刊：这本书的定位是“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史读物”，读下来的感受确实如此。虽然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但因为故事生动，语言平实，使得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刘统：我写了大半辈子书，心得就一条，书是写出来给人看的。你把学问搞那么高深，谁看？争取更多的读者，应该是写书人的追求。但是，我用的是通俗的语言、大众的语言，而不是网络的语言。我不反对有些人用网络语言来写历史，但我不会这么做。如果说我的书比较可读，那是得益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读毛泽东的书，学习他那种用通俗语言把道理讲明白的功力，他的文风深深地影响了我。读书周刊：有人形容这本书中的故事“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这是不是和您在读大量史料的同时，也实地走访了许多地方有关？刘统：为写《火种》这本书，我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从浏阳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感受共产*人的“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是缺一不可的，有了实地的感受，回头再来读史料，才有可能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视角。学术不能功利化，不能一辈子只挖一口井，不能只为稻粱谋，而要对学术本身保持真正的兴趣，而且是广泛的兴趣。《史记》《资治通鉴》等古书，我都是熟读的。年的时候，我还去云南蹲了半年猫耳洞，看到真正的战争是怎么回事。怎么指挥，怎么传达命令，那和平时的训练绝对是不一样的。退休后的这十几年里，我更是大量地实地考察。实践出真知。这是*的发展的历史总结，一样适用在学术研究上。书摘沉沉黑夜中，火种已点燃中共一大过后，当事人都不记得当年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周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但具体日期已记不清。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的诞生纪念日！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登载了“中国共产*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二十周年》的社论，以及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纪念文章。从那以后，7月1日就成了中国共产*的成立纪念日。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一文。开头指出：“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年7月，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的三十年》。文章写道：“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的第一个*章，选举了*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文章明确说7月1日是中共一大召开日和中国共产*的成立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使学者们开始重新研究中共*史一些重大问题。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在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时，大家根据史料推断，一大不可能在年7月1日召开。他们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谢觉哉年6月29日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谢老在年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第一次代表大会。”《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3号上有陈公博当年写的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用隐晦的语言记述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不附体。”根据这些线索，邵维正去查民国上海的老报纸。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消息。上海《申报》同日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的新闻。这两家报纸都说孔阿琴的案件，时间是7月31日。这就落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以此前推，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是7月23日。邵维正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写成论文《中国共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发表在年《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说中共一大是“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怎么中共一大的确切日期都要经过这么多年才搞清楚呢？中共中央*史研究室的同志在编写《中国共产*历史》第一卷时，向胡乔木请示这个问题。后来，在《中国共产*历史》第一卷，胡乔木写道：中国共产*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本文选自《火种》“引子”部分，有删节）
